| 1926年的“三.一八”惨案,更坚定了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决心。1930年夏天,在叶企荪、吴有训教授的鼓励下,王淦昌先生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,成为该校当时唯一的中国留学研究生。
有幸踏进当时世界闻名的学府,接触世界最前沿的现代物理知识,王淦昌先生如鱼得水,凭着他在国内打下的坚实基础,凭着东方人特有的勤奋执着,以敏锐的洞察力、辨识着当代物理学发展的方向,刻苦汲取知识,潜心做各种实验,洞察世界前沿科学发生的各种现象。当他得知有一种穿透力极强的不明粒子,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他曾两次向导师建议,采用云雾室去探索这种物质,却没有得到导师的支持。以后,英国科学家几乎采用同种方法,揭开了中子的面纱,从而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尽管王淦昌先生与这一重大发现失之交臂,虽然惋惜,但仍一如既往,出色地完成了导师交给的各项任务。他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,那年他仅27岁。
1934年,王淦昌谢绝了不少赏识他才能的人的挽留,他坚定地说:“科学虽然没有国界,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!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。”
当年四月,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,他先受聘于山东大学,一年后又应竺可桢的邀请,到浙江大学任教。他本想施展才华,培养人才,为国出力,然而,在那黑暗的旧中国谈何容易!那时正值日寇大肆入侵,冒着日本强盗的狂轰滥炸,王淦昌先生随浙大师生辗转数千里,在贵州湄潭暂时落脚。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,深知落后就要受欺凌的浙大师生,以破庙为课堂,自己动手制仪器,造设备。王淦昌先生更是想方设法从国外获取科技发展动态,竭尽全力编印教材,呕心沥血从事教学活动,一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骨干的“金凤凰”,就从这茅草棚里飞了出来,李政道便是那时极受王淦昌先生赏识的学生;以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钱人元,当时便是他的助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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